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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党而生 为党而战——百年“纪”事㉗“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上传时间:2026-11-22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人:长宁县江夏文化研究会

因党而生 为党而战——百年“纪”事㉗“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因党而生 为党而战——百年“纪”事㉗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惩治腐败初战告捷

  “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管筱璞 吴晶报道 1949年3月,河北西柏坡。春风拂过滹沱河,一个即将走向全国执政的政党整装待发。临行之际,毛泽东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在一些党政机关中潜滋暗长。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让“糖衣炮弹”从隐喻变成现实考验。腐蚀与反腐蚀斗争,已经迫在眉睫。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又发出指示,要求“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一场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三反”运动,由此全面展开;随后,“五反”运动在私营工商界接续展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颁布施行。从内部清理到外部治理、从集中查处到建章立制,这一时期,我们党从严惩处贪污腐化分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为形成清正廉明的党风政风打下坚实基础。


一、刀刃向内抓“三反”

——大张旗鼓发动群众,雷厉风行“打虎”惩贪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为了继续坚持抗美援朝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增产节约,既是保证抗美援朝前线物资供应的需要,又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需要,同时也是整肃党纪、政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变社会风气的需要,是国家建设的一项根本方针。


正当全国人民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时候,各地陆续暴露出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有的甚为惊人。1950年1月至1951年7月,西南区发生贪污渎职案2042件,华东、中南各省区的贪污现象也较为严重。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漠视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注重调查研究,官僚主义作风严重。


“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951年12月1日,根据东北、华北地区所反映的严重情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指出进城两三年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必须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开展“三反”斗争。


党中央决定,在党的领导下,分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相互检查。


1952年元旦,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上号召全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1月4日,中共中央下达限期发动“三反”斗争的指示。一些典型的贪污案件随之被揭发出来,公之于众,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


“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根据有关建议,毛泽东指示:个人贪污1亿元(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以下皆同)以上者;贪污不满1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在5000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在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均属“大老虎”。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公审“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大会。资料图片



1952年2月10日,“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被执行死刑,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地位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胜利结束。至此,全国共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6万亿元,3.8万多名贪污分子受到刑事处理。这是共产党执政后惩治腐败的初战,清除了干部队伍里的蛀虫,抵制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


二、内外同治抓“五反”

——斩断权钱勾连链条,净化工商经营秩序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提交的“三反”斗争报告中反映,一些资本家贿买和勾结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对公家的财产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诱使工作人员贪污。


毛泽东当天就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语,“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报告。


“三反”运动中,各地陆续暴露出一个共性现象:党政机关内部的贪污行为,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在外部相勾结而来的,是“里应外合”的产物。少数资本家不满足于守法经营的正当利润,而以各种非法手段牟取超额利润。最激起公愤的是,有人用废烂棉花制作急救包、用变质腐坏原料制造罐头食品供应朝鲜前线,造成一些志愿军战士致病致残。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私营工商界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称“五毒”)的“五反”运动。1952年1月26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中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私营工商业者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


“五反”斗争的办法,一是抽调大批干部进驻私营厂店,结合工人和店员积极分子,检查重点户;二是摆明政策、申明利害,促使一般违法者走坦白立功之路;三是对劣迹昭著的奸商,揭露其严重违法事实。


“五反”运动于同年10月结束,有力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教育。“三反”运动清理的是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五反”运动针对的是外部腐蚀的不法行为。斩断内外的利益勾连,反腐败斗争才能无往而不胜。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将反腐败的视野从党和国家机关内部拓展到社会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


三、建章立制颁《条例》

——为打击贪污腐败提供法律依据,以制度巩固治理成效


“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制定惩治腐败的法规,使反腐败斗争严格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是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就确立的重要认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十八条鲜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惩治贪污的法律,为打击贪污腐败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明确表示,《条例》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严惩贪污的规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所揭露的事实和所蓄积的经验而制定的。


《条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一脉相承。同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贪污罪的概念、刑罚措施、惩治原则等问题,作了更加详细、明确的规定。


《条例》第二条即阐明贪污罪的定性:“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


《条例》第三条将贪污罪根据个人贪污数额划分为4种情况,“依其情节轻重”分别制定量刑标准,并规定:“贪污所得财物,应予追缴;其罪行特别严重者,并得没收其财产之一部或全部。”第四条列举了“对国家和社会事业及人民安全有严重危害者”等11种从重或加重处刑的情形,第五条则列举了“未被发觉前自动坦白”等4种可以从轻或减轻处刑、或缓刑、或免刑予以行政处分的情形。


《说明》指出,《条例》采取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对非国家工作人员(除一小部分罪大恶极者外)从宽等原则。为什么对国家工作人员要从严?《说明》道出关键:“国家工作人员是受了人民的委托的,是人民的领导者和勤务员,国家和人民对于他们的要求应该从严,也必须从严,不然就不可能把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真正办好。”


“改造了一个贪污分子或盗窃分子,使他不再贪污、不再盗窃,就等于消灭了一个贪污分子或盗窃分子。”《说明》中指出,贪污、盗窃分子犯罪的情节和犯罪后的态度,既各有不同,处理自当有宽、严、轻、重的区别。只有这样处理,才既是严肃的,又是谨慎的。


正因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考验性,毛泽东指出:“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七十余年前,这部短短十八条的《条例》,同两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一道,书写了“如何对待腐败”的实践篇章。


进入新时代,这场“如何对待腐败”的考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全面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全党动手一起抓,从“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我们打出一整套反腐惩恶组合拳,赢得了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初战”,到新时代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反腐败没有一劳永逸,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唯有始终保持清醒和坚定,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刮骨疗毒,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重回历史现场丨一场正义的审判


“人民久已盼望政府给予这两个大罪犯以应得的处分,今天的大会就要回答人民的正义要求。”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河北省保定市体育场举行,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向全省播出,广大干部群众见证了这场正义的审判。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是“三反”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案件,被称为“新中国反腐第一案”。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然而,曾经的功勋卓著,不代表永远的无懈可击。无论过去贡献多大,都没有超越制度之外的特权。


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向中央报告关于前任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时任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贪污案的调查处理情况。


次日,毛泽东便将华北局报告加写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批示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件大斗争来处理。”


“刘青山、张子善在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的思想侵袭引诱之下,由革命战士完全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公审大会上,该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副主任薛迅详尽控诉了二人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行。


刘青山、张子善不顾党纪国法,不顾国防建设、人民疾苦,对救灾粮、河工粮、飞机场建筑费、地方粮、治河民工工资、银行贷款等国家资财、人民血汗大肆伸手,为数达171亿余元(旧币)。他们投机破坏,曾交给奸商49亿元倒卖钢铁,使国家资财损失21亿元。二人大肆挥霍,经常请客、送礼,不到半年,便贪污、挥霍达3.7亿余元……


刘青山、张子善的所作所为,严重触犯了党纪国法。然而,也有人提出考虑其过往贡献,能否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坚决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公审大会上,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布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两声枪响,声若惊雷,宣示着中国共产党对贪污腐败绝不容忍、毫不姑息的态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保持党性、维护纯洁的决心。(管筱璞 吴晶)


学史明纪丨持之以恒反官僚主义


1952年10月,“三反”运动告一段落。反官僚主义作为“三反”的三大目标之一,是否也随之画上了句号?事实恰恰相反。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直言“三反”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等方面的官僚主义,“基本上没有解决”。根据党中央指示,各地随即开展了“新三反”运动,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展开坚决斗争。


一个刚刚取得反腐初战胜利的政党,旋即对自己作出“未竟”的判断,令人深思。


从1950年下半年的整风运动到1951年开始的三年整党运动,从“三反”运动到“新三反”运动,从1954年对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的学习讨论到1955年4月开始的整编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八大召开前,短短六年多,党中央多次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可以说,反对官僚主义成为这一时期党加强作风建设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我们党一贯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建设、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延安整风以调查研究纠正脱离群众的作风,以精兵简政克服官僚主义积弊;1950年整风将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列为重要任务;“三反”运动把反官僚主义与反贪污、反浪费并列,“新三反”运动“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将反官僚主义的着力点引向基层;1983年至1987年整党活动以整顿以权谋私歪风和官僚主义作风为重点……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驰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在回应同一个命题:如何防止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将其置于驰而不息正风肃纪的整体部署之中。这既是历史接力的延续,也是制度机制持续完善的必然。唯有把权力运行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推动反官僚主义融入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进程,才能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管筱璞 吴晶)


编辑:张驰

校对:任启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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